Qiyu's profileEuclidean Space 多元空间PhotosBlogListsMore  |  Tools Help |
|
January 30 中国餐馆中国餐馆尽展特色
2007年01月26日20:36
 去年10月，比尔•米列夫斯基(Bill Milewski)接到了参加北京一家餐馆开业典礼的邀请，最开始他还有些不大情愿。当时他想，这不过是找块地方摆上十几张桌子而已。 不过他还是去了，而且不虚此行。“这里就像奥斯卡颁奖典礼一样，”这位在北京经营一家搜索网站的44岁的美国人说。他说，6,000平米的会所富丽堂皇、高贵典雅。  近几年来，中国新一代前卫餐馆层出不穷，LAN（兰）•上品会所便是其中之一。餐饮企业家们成功打造一系列独具匠心的中国餐馆，有金碧辉煌的王室风格，有三十年代旧上海的“夜总会”，也有勾起人怀旧情绪的当代装饰。现在，他们正在香港、新加坡、上海、北京等商业都市开设越来越多的高档餐馆，并延伸到武汉、成都等二线城市。一些运营商甚至打算在美国市场试水，他们说，在美国，人们总是把中餐馆和价格低廉、环境嘈杂等评论联系起来。中国火锅一向因其貌不扬而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在北京简约别致的鼎酷(Hot Loft)餐厅，这里的火锅却别具一番风味。在其他特色餐馆，烹饪风格也大有改观，厨师们用油量越来越少，放弃了传统的淀粉原料。从菜肴到服务的整个就餐过程，无处不在体现着品牌和概念－－比如北京的紫云轩茶室(Green T. House)，这家餐馆日前还在香港开了一家新店。 餐馆经营商们充分利用了亚洲本地人日益富足、很多外籍人士追求时尚装饰－－并且愿意为餐饮付出昂贵价钱的大好时机，这也是用餐全方位体验蔚然成风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亚洲餐饮行业的精英们层次越来越高。“我们正在挑战该行业最有创意的人，”新加坡同乐饮食业集团(Tung Lok Group)执行主席周家萌(Andrew Tjioe)说。该集团经营着现代时尚的中餐，具有泛亚洲格调，已经从新加坡发展到了日本。“如果我们总是老脑筋，中餐早就被挤出市场了，”他说。3月份，同乐饮食还将在武汉和新德里开设高档中餐厅。 餐饮集团Aqua Restaurant Group的创始人兼所有人Calvin Yeung称，随着竞争者们在菜单、经营理念及装饰风格上各显特色，餐馆必须跟得上潮流。几年前Aqua凭藉怀旧的北方风格的中餐让香港餐饮业为之一振。 饮食专家们也将国外风格带到了餐桌上。俏江南餐饮有限公司(South Beauty Group)执行董事汪小菲至今对1999年一家人的巴黎之行记忆尤新。他带他的父母去了很多特色餐馆，比如Hotel Costes等等。“他们说，我们在中国也应该有一些这种地方，”汪小菲回忆说。这次旅行就这样孕育了俏江南连锁店。俏江南经营川菜，装饰考究、现代，通常设在高档写字楼下，吸引高层管理人请客户就餐。  自2000年以来俏江南已经开设了23家分店，多半设在上海和北京，在北京俏江南聘请世界著名设计师菲利浦•斯塔克(Philippe Starck)设计了LAN（兰）•上品会所，汪小菲希望能以此提高俏江南的全球知名度，他认为这对俏江南的扩张计划至关重要。LAN以俏江南总裁、汪小菲的母亲张兰的名字命名，里面有各种风格的中餐，也有生姜味道的鸡尾酒mojito和每瓶500美元的库克陈年香槟(Krug Grand Cuv口e NV)。它的装饰风格古怪、奢华，天鹅绒的窗帘，古老的黑白照片，简约又不失品味。在最近的一个周一的晚上，35间包间全部爆满。 汪小菲计划在2009年前将分店数量扩大到100家，其中很多分店将设在并不显眼但正日益富足的城市。该集团希望今年在美国开设第一家分店，地点就选在了纽约。汪小菲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改变外国人对中国餐馆的印象。我觉得海外的中餐馆经常卖一些垃圾食品，很不健康，油炸、油腻食品很多。  的确，改变中餐馆在世界各地的形像似乎已成了这些餐饮业人士的一项道德使命。他们指出，日本料理是由专业餐饮人士带到西方的，他们的料理店大多由像松久信幸(Nobu Matsuhisa)这样的名厨执掌。而中餐馆的情形完全不同。香港Elite Concepts执行董事徐宗锦(Paul Hsu)说，它是随着中国移民进入西方国家的，几乎都采用了“夫妻店”的形式，先生在里间厨房炒菜，太太在外间柜台收银。Elite Concepts旗下的“夜上海”餐厅这个月刚在上海浦东开了一家分店。他们推出这个品牌是希望能再现旧上海的风格和魅力。 徐宗锦计划一年内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开一家餐厅，接待“到此一游”的中国客人。这家餐厅可能会选择以川菜为主，他认为，与中国其他菜系相比，在“中西皆宜”方面川菜更具优势。 Elite Concepts还在计划将“夜上海”开到伦敦。此外，它还在考虑建立一个新品牌，向成都这样的地方推广全国各地的菜式。  对富有创意的设计人员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让他们大展身手的好机会。徐宗锦说，与香港相比，在大陆更容易将独具匠心的新颍内部设计变为现实。大陆地产价格相对便宜，室内空间更加开阔，设计师因此享有更大的灵活性。而且，新的写字楼以及其他类似场所也为他们的想像力提供了充足的施展空间。比如，新加坡的Esplanade艺术中心于2002年开张的时候，同乐饮食集团的周家萌充分利用新空间来实现一个酝酿多年的概念餐厅──寒舍，食客在颇具张力的空间中享用“新中华美食”，就连它的菜单都颇具诗情画意。周家萌说，在我的寒舍，就必须按照我的规则行事。他回忆道，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了几年之后，他厌倦了只是满足传统口味的餐厅经营方式，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他说：“我想，这个餐厅要与众不同，要非常个性化。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个实验品。” 在改造中国餐厅的时候，内装设计师有时会对它的一些传统特征进行调整，比如圆形餐桌以及私密的VIP包间等。香港的一家粤式餐厅Cuisine Cuisine就在这方面有新的创意。比如，有食客想要私人空间但又不介意餐厅嘈杂的声音的话，他们就可以选择由绣制精美的帐幕围起来圆形就餐区。粤式餐厅入口处一般都会有一个水族箱，供食客挑选。Cuisine Cuisine也不例外，但是它可不是供顾客挑选石斑用的，餐厅助理项目经理Samson Lam说：“不要称它为鱼缸。这是一件艺术品，你可以从中看到海洋生活。” 美丽华集团(Miramar Group)对Cuisine Cuisine进行经营管理，它还在旁边开了融合了四川及南美美食的餐馆亮明居(Lumiere)。在对这两家餐厅进行内部装修的时候，美丽华并没有过多关注风水问题。Samson Lam说，如果内部装修一味讲究风水，那么餐厅到处都会被金色的龙以及红色所装饰，它就不会有这种国际化的味道。 在食物方面，很多餐厅都会“借用”地方美食或者把它们融合起来创造出自己的独特菜式，彻底颠覆人们对中华美食烹饪及享用方式的传统观念。周家萌说，东京的寒舍分店根本没有炉灶，在那里很多菜的烹制根本用不着炉灶。“我也不主张中国的厨房走向西化，”他说。“但是我认为中华美食应该有其他的烹饪方式。”与中国传统上使用玉米淀粉让调味变得更加厚重的做法相反，寒舍的厨师往往会减少调味。周家萌也不允许厨师使用嫩肉粉（一些餐厅使用它来使牛肉变得更加软嫩。），因为他认为这会破坏肉原有的味道。 虽然这些经过精心设计的厨房能作出各种地方美食，但是这些餐厅供应的菜式往往相对较少，但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餐厅经营者说，这只是反映了用餐者来希望放松地享用一餐，并不是纯粹为了美食体验。 Elite Concepts的徐宗锦说，人们想去具有视觉冲击感的餐厅，它的菜单可以很简单，他们点几道菜，慢慢享用。 Blythe Yee January 27 根本矛盾小时候学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总记得一个典型例子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万恶和无效率：把英国的牛奶在过剩的时候倒掉。这个矛盾被称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吧。以前总是分不清根本矛盾和最主要矛盾。。。晕。。。组图：海南辣椒大量滞销被倾倒在路旁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28日03:58 新华社  海南辣椒大量滞销被倒路旁。蒙钟德 摄 由于遭遇暖冬，广东、广西等地的辣椒丰收，使得运输成本相对较高的海南辣椒滞销，不少海南农民忍痛将成熟的辣椒倒掉。 新华社发 January 25 办公室的冬天让我热得不行！刚写了暖冬的帖子，气温就骤降到零下10度了。叹！
办公室里，美国人把暖气开的十足，说的夸张一些，就是光着膀子也让人热得喘不过气来。只好把房间的空调关掉，再把窗户打开，让零下10度的空气来调和气温。美国人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冬天把暖气开的热得不行，夏天把冷气开的像冰箱。自己办公桌下面有一个热油汀，就是偶用来在夏天的时候加热的。鼓励自己：对待工作要如同办公室里的冬天一样火热，对待懒惰要如同办公室里的夏天般冰冷。
美国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负主要责任！！ January 23 Chinese Medicare SystemFWD Wall Street Journal
中国视点
草根医生挑战医疗体制痼疾 2007年01月17日20:10大 | 中 | 小 在湖南娄底市，胡为民医生免费举办预防高血压的科普讲座，并向人们发放治疗高血压的廉价药品，这使他深受当地低收入人群的景仰。高血压是影响中国人健康的第一大杀手。
胡为民的努力使他闻名全国，通过互联网向他咨询健康问题的人成千上万。但胡为民所做的医疗科普工作却使他在自己供职的医院中成了被排斥对象。他受到其他医生的孤立，医院领导禁止他踏入病房。
像中国其他地方的医院一样，药品收入和检查费收入也是娄底市中心医院的主要经费来源。为医院创收最多的医生得到的奖金也最高。这就鼓励医生开大处方，而不是设法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研究显示，药品支出占了中国人医疗费支出的50%。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只有10%左右。胡为民说，每个处方都是一次赚钱的机会。
胡为民医生的经历表明，正是这种医患矛盾使得中国政府在改革其问题重重的医疗体系方面举步维艰。国家主席胡锦涛已将医疗体制改革列为了当务之急。虽然迫切需要进行这一改革已经成了各方的共识，但中国现有的现收现付制却使得一些医院公然抵制这项改革。因此，作为为数不多敢于揭露医院黑幕的医生之一，胡为民在自己工作的医院被视为“异类”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全国性官方媒体曾为他侧重预防的治疗思路大声喝彩也无济于事。他受到了医院领导的打击报复，并被禁止涉足病房。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武阳丰说，作为一位地方医院的草根医生，胡为民尽心竭力向民众普及医疗知识的行为令人感佩。
中国政府曾经建立了几乎覆盖全民的医疗福利体系。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医疗机构自负盈亏政策却使这一体系土崩瓦解。2004年，中国医疗支出的64%是由个人负担的，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55%，英国更是只有14%。在中国，由个人负担的那部分医疗费几乎全部需要患者自掏腰包，个人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小得微不足道。
高昂的医疗费用将众多中国人挡在了医院大门外，中国13亿人口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需要预先交钱才能入院治疗。患者如果无法凑足常常数额不菲的住院费，医院根本不会收治他们。
中国当前这种“有钱者活命、无钱者等死”的不公平医疗制度已经使民众忍无可忍。中国卫生部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03年有43%的住院治疗病人不顾医生的建议提前出院，这些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因为钱花光了。
中国官员们公开承认当前的医疗体制是失败的。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本周引用卫生部长高强的话说，医院管理体制的关注重点应该是公共服务，而不是商业利润。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说：“医疗机构改革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一些医生和医院的行为令人难以理解。”他不愿对胡为民事件直接发表评论，但对胡为民的处境表示了同情。
就在中国当前的医疗体制难以为继之时，中国的公共健康也正面临着一场严峻挑战。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已经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了威胁中国人生命的头号杀手。这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人们运动量的下降和吸烟人数的增多，而这些又与城市化水平提高以及西方式生活方式的普及息息相关。
中央政府的卫生官员们说，他们先要完成对现有医疗体制的改革，然后再增加政府的医疗开支。政府正在努力扩大农村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为更多药品规定价格上限，并在城市地区构建社区医疗服务网，但这些改革措施却遇到了来自医院和地方政府的重重阻挠。在中央政府看来，胡为民医生的遭遇恰恰说明这一难度很大的改革不能半途而废。
胡为民的医疗知识普及工作在1997年时遇到了问题。当时身为娄底市中心医院内科医生的他要求获准建立一个向公众普及高血压预防知识的诊室。
胡为民从事这项工作与他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他父亲几十年来一直遭受着心脏病后遗症的困扰。而童年时目睹自己小学教师因脑出血而死使胡为民很早就了解到了高血压的危害。
娄底市中心医院不愿意腾出一个房间供他开展这项工作，不过后来还是同意他在医院阴冷潮湿的煤棚里开办科普门诊。胡为民在那里支起一张木桌，用一幅白布单子将煤堆挡在了后面。他给上门咨询的人开出的药方简单实用：停止吸烟、多作运动、不吃多脂食物、少吃盐。此后的两年中，到他诊所就诊的人源源不断，用胡为民的话说，“问题也就来了”。
随着找自己看病的人日益增多，胡为民发现医院里其他医生对他的态度开始冷淡起来，这些医生发现找他们看病的人越来越少，医院的会计也发现医疗费收入下降了。政府数据显示，湖南省是高血压的高发区，这和湖南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湖南菜以辣和咸着称，菜肴中会加入大量肥肉。胡为民说，他的科普工作使人们得以远离医院。
中国山东医科大学和美国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各级医院普遍存在将医生的奖金与医院的医疗费收入直接挂钩的做法。胡为民详细描述了娄底市中心医院的这一收入提成机制。
他说，医生开出一长CT扫描检查单就能从中提成人民币20元(合2.5美元)。越复杂的治疗和检查，医生的提成就越高。激光手术治疗的提成是500元(合63美元)。如果给病人安装一个心脏起搏器，医生可以获得高达2万元的提成。胡为民还说，医院会根据各科医生所开处方上药品的总价来计算发放给每个科室的总奖金。西药总售价的3%以及中药总售价的5%可用来给医生发奖金。
即使是在娄底这样一个小城市，医生所获得的奖金也是相当可观的。他们每月的基本工资通常不超过200美元，但一些医生获得的奖金却是其基本工资的许多倍。
没有几个国家会允许医生从患者身上如此直接地赚钱。中国的现行医疗制度实际上是迫使医院去赚钱，中国的医院虽然大多仍为政府所有，但它们很大程度上需要自负盈亏。
为了使人们看得起病，医管部门将医生的工资标准控制在低水平，并为医院的基本治疗和普通药物规定了低于成本价的价格上限。作为一种补充，医院和诊所获准对新药以及运用先进设备的检查和治疗加价15%至20%收费。但这却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医院纷纷变成了大药房。官方数据显示，医院目前约60%的收入来自药品销售。医疗咨询企业斯诺维健康护理中国公司(Synovate Healthcare China)的经理罗伯特•波拉德(Robert Pollard)说，当药品抵达中国某些地区的医院药房时，可能已经被倒手了三到四次，而每次倒手的加价幅度都可能高达15%。
大量研究显示，医生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往往给患者多开药。世界银行(World Bank)去年所作研究引用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贫困地区乡村诊所开出的药方中只有不足1%被评估人员认为是“合理的”。
这种功利主义正在损害着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公布的一项历时10年的病例跟踪研究显示，如果高血压能够得到更好的防控，40岁以上口的死亡率本可降低11%。这份研究报告指责政府在高血压防控方面工作相当不力。
胡为民与娄底市中心医院的争执彻底打乱了他的平静生活。43岁的胡为民举止文雅，他在业余时间喜欢拉小提琴和打太极拳来放松身心。当他1999年与娄底市中心医院内科副主任陈炳华发生争执时事态开始恶化了。当地法院的纪录显示，双方由口角发展到动手：两人在经过一番推拉后，陈炳华飞起一脚踢中了胡为民的腹股沟。这一脚踢得非常重，胡为民因此住进了医院，据他说，这一伤害致使他阳萎。胡为民称，他的妻子也因此离他而去。陈炳华现已退休，记者未能与他取得联系。
在此后的几年中，胡为民又遭受了一系列羞辱。他诊室的标志牌不断被摘去并打碎。2003年时，娄底市中心医院的院长干脆要他离开医疗岗位，让他去医院的工会工作。胡为民拒绝这一安排，但此后他被医院禁止在内科病房工作，这意味着他只能作门诊医生了。
终于，忍无可忍的胡为民在2004提出辞职，并向一家全国性媒体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遭遇。之后，一些有重要影响的官方报纸开始刊登有关他受迫害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国中央电视台将他列为了2005年“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候选人。胡为民的遭遇公诸于众后，娄底市中心医院的院长被免职了，但娄底市政府却没有给出免职的理由。
两周以后胡为民撤回了辞职报告。他说促使自己改变主意的是由3,000名病人签名的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在谴责娄底市中心医院的同时也请求胡为民留下来。
自那以来，胡为民一直在继续从事着他的医疗知识普及工作。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天，胡为民在巡诊时顺道拜访了77岁的吴良花(音)，这位白发稀疏的老妈妈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内，身体虚弱的她需要不停地吸氧。吴良花说，她在娄底另一家医院住院3个月花了5万元。住院不仅耗尽了这位纺织厂退休工人及其丈夫的毕生积蓄，还使吴良花欠下了不少亲戚朋友的钱。吴良花说，就在这时她遇到了已经鼎鼎大名的胡为民。
胡为民说，他让吴良花立即停用了一系列价格昂贵的进口药，因为它们的药效相互抵触。改服一种国产的治高血压仿制药以及一种镇静剂后，吴良花6个月来首次能睡个通宵觉了。现在她每月的药费只有300元。
“他是个有良心的医生，”吴良花说。她的丈夫李富华(音)对胡为民拒绝接受馈赠大感惊奇。他说：“我送给他鸡蛋，但他不肯收。他甚至不肯接受一只苹果。”
胡为民最近已将自己的诊室搬进了医院大楼。新诊室的门上挂着“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室”的牌子。星期天上午来这里听胡为民讲座的人只能站着，因为来的人太多了，来者许多是退休老人。胡为民对听众说，最贵的药不一定是最好的药，要对症用药。
他与娄底市中心医院的关系依然不佳。虽然胡为民现在参与了一个全国性的高血压数据收集项目，但医院仍不让他回病房工作。胡为民通过自己的网站向大约7,000名病人提供医疗咨询，并领导着一个有5万名会员的高血压防控组织，不过他的网站常有黑客来捣乱。
胡为民对娄底的未来发展并不乐观，他认为，当地的官员们没有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
Andrew Browne January 18 Cost of a WarA very interesting article...
from New York Tim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anuary 17, 2007
Economix
What $1.2 Trillion Can BuyThe human mind isn’t very well equipped to make sense of a figure like $1.2 trillion. We don’t deal with a trillion of anything in our daily lives, and so when we come across such a big number, it is hard to distinguish it from any other big number. Millions, billions, a trillion — they all start to sound the same. The way to come to grips with $1.2 trillion is to forget about the number itself and think instead about what you could buy with the money. When you do that, a trillion stops sounding anything like millions or billions. For starters, $1.2 trillion would pay for an unprecedented public health campaign — a doubling of cancer research funding, treatment for every American whose diabetes or heart disease is now going unmanaged and a global immunization campaign to save millions of children’s lives. Combined, the cost of running those programs for a decade wouldn’t use up even half our money pot. So we could then turn to poverty and education, starting with universal preschool for every 3- and 4-year-old child across the country. The city of New Orleans could also receive a huge increase in reconstruction funds. The final big chunk of the money could go to national security.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9/11 Commission that have not been put in place — better baggage and cargo screening, stronger measures against nuclear proliferation — could be enacted. Financing for the war in Afghanistan could be increased to beat back the Taliban’s recent gains, and a peacekeeping force could put a stop to the genocide in Darfur. All that would be one way to spend $1.2 trillion. Here would be another: The war in Iraq. In the days before the war almost five years ago, the Pentagon estimated that it would cost about $50 billion. Democratic staff members in Congress largely agreed. Lawrence Lindsey, a White House economic adviser, was a bit more realistic, predicting that the cost could go as high as $200 billion, but President Bush fired him in part for saying so. These estimates probably would have turned out to be too optimistic even if the war had gone well. Throughout history, people have typically underestimated the cost of war, as William Nordhaus, a Yale economist, has pointed out. But the deteriorating situation in Iraq has caused the initial predictions to be off the mark by a scale that is difficult to fathom. The operation itself — the helicopters, the tanks, the fuel needed to run them, the combat pay for enlisted troops, the salaries of reservists and contractors, the rebuilding of Iraq — is costing more than $300 million a day, estimates Scott Wallsten, an economist in Washington. That translates into a couple of billion dollars a week and, over the full course of the war, an eventual total of $700 billion in direct spending. The two best-known analyses of the war’s costs agree on this figure, but they diverge from there. Linda Bilmes, at th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Harvard, and Joseph Stiglitz, a Nobel laureate and former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dviser, put a total price tag of more than $2 trillion on the war. They include a number of indirect costs, like the economic stimulus that the war funds would have provided if they had been spent in this country. Mr. Wallsten, who worked with Katrina Kosec, another economist, argues for a figure closer to $1 trillion in today’s dollars. My own estimate falls on the conservative side, largely because it focuses on the actual money that Americans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spend in the absence of a war. I didn’t even attempt to put a monetary value on the more than 3,000 American deaths in the war. Besides the direct military spending, I’m including the gas tax that the war has effectively imposed on American families (to the benefit of oil-producing countries like Iran, Russia and Saudi Arabia). At the start of 2003, a barrel of oil was selling for $30. Since then, the average price has been about $50. Attributing even $5 of this difference to the conflict adds another $150 billion to the war’s price tag, Ms. Bilmes and Mr. Stiglitz say. The war has also guaranteed some big future expenses. Replacing the hardware used in Iraq and otherwise getting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back into its prewar fighting shape could cost $100 billion. And if this war’s veterans receive disability payments and medical care at the same rate as veterans of the first gulf war, their health costs will add up to $250 billion. If the disability rate matches Vietnam’s, the number climbs higher. Either way, Ms. Bilmes says, “It’s like a miniature Medicare.” In economic terms, you can think of these medical costs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ow productive the soldiers would have been as, say, computer programmers or firefighters and how productive they will be as wounded veterans. In human terms, you can think of soldiers like Jason Poole, a young corporal profil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last year. Before the war, he had planned to be a teacher. After being hit by a roadside bomb in 2004, he spent hundreds of hours learning to walk and talk again, and he now splits his time between a community college and a hospital in Northern California. Whatever number you use for the war’s total cost, it will tower over costs that normally seem prohibitive. Right now, including everything, the war is costing about $200 billion a year. Treating heart disease and diabetes, by contrast, would probably cost about $50 billion a year. The remaining 9/11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s — held up in Congress partly because of their cost — might cost somewhat less. Universal preschool would be $35 billion. In Afghanistan, $10 billion could make a real difference. At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annual budget is about $6 billion. “This war has skewed our thinking about resources,” said Mr. Wallsten, a senior fellow at the Progress and Freedom Foundation, a conservative-leaning research group. “In the context of the war, $20 billion is nothing.” As it happens, $20 billion is not a bad ballpark estimate for the added cost of Mr. Bush’s planned surge in troops. By itself, of course, that price tag doesn’t mean the surge is a bad idea. If it offers the best chance to stabilize Iraq, then it may well be the right option. But the standard shouldn’t simply be whether a surge is better than the most popular alternative — a far-less-expensive political strategy that includes getting tough with the Iraqi government. The standard should be whether the surge would be better than the political strategy plus whatever else might be accomplished with the $20 billion. This time, it would be nice to have that discussion before the troops reach Iraq. leonhardt@nytimes.com 暖冬暖冬
今年马里兰的冬天特别的暖和。直到二月里，也才有一天两天的雪 （往日里想起华盛顿-马里兰的冬季，都是白雪皑皑的）。清早跨出家门，凉风虽不透骨，但却也不让人想在户外多待。很喜欢车里的暖阳，让人觉得暖烘烘的，甚至让人有些困倦，好像初夏的感觉。车里车外，倒像是两个世界。
从车窗里往外看，是蓝的像海一样的天，和整齐清冷的树木，反倒让我觉得是深秋了。很喜欢开车，好像自己在奔跑。特别在这样一个晴朗冬天的早上，像飞一样奔跑在83号公路上，让人在简单的运动中有些感动。突然想起了小时候放学，遇到下雨，身上总是湿漉漉的。我不喜欢穿笨重的雨鞋，鞋子也总是湿漉漉的，在学校里要整整一天才能够把鞋给捂干。回到家里，换上干衣服，透过窗户看行人在雨里来来往往，再看看自己干燥暖和的衣服，心里总是“窃喜”，觉得一丝幸福。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感动让我想起了儿时的窃喜。
不幸或许是各式各样的，但是幸福却可能都是一样的吧：简单，真实。 January 17 无题·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在北京郊区买套房子，收楼那天，我流着泪用颤抖的手掏出手机准备告诉家里人，突然收到一条短信：“河北移动欢迎你！” ——网上流行的一段博客内容。这绝非虚构或恶搞，北京房价居高不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在远郊置业，已接近河北地界。 ·内环住说外语的，外环以外住说上海话的，内环和外环之间住说普通话的。 ——上海房价高涨时期流传的民间段子，反映了被房价所改变的城市居住模式和生活方式。 January 14 A related articleFor those who still remember Prof. Xie (back to Fudan days), here is a new article from him. Prof. Xie disputes the notion of stock market bubble. He thinks a warm but bullish marke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Chinese economy. The ongoing debate on the cycle of boom-bubble-burst is very interesting.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070113/07431154100.shtml 复旦大学谢百三教授驳斥谢国忠股市泡沫论 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教授 一贯语出惊人的谢国忠先生，新年伊始就将一盆冷冰冰的水泼向狂热的中国股市。他发表了《警惕股市泡沫》一文。 笔者细读，觉得他有的观点有道理，但有的意见不符合中国现实，做不到也行不通的。以下，随着他文章的思路，我们逐点进行讨论。 一、中国的股市已形成泡沫了吗？ “香港和上海的股市可能已经出现了泡沫的苗头。”但他后来又在文章中谈到“泡沫与正常牛市之间的区别何在？对此永远都不可能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答案。根据定义，泡沫是一种非理性的现象，当许多人变得非理性时市场泡沫就会发生。” 连谢国忠自己也说不清“泡沫”的定义。其实一国股价的整体高低是有多种因素决定的。如美国的利率为4－5％时，其股票市盈率就为15－20倍。而日本利率仅为0．3％（甚至为零），其股市市盈率就为60多倍。那么日本股市在8000点时是否算有泡沫呢？何以从3．8万点跌到8000点，又回到1．6万点呢。 确实，中国股市近几月上涨很快，但是否完全是泡沫经济呢？中国股市上涨原因如下： （1）政府的呵护支持；从2004年4月“国九条”起，中共中央、国务院一直希望股市走出熊市的阴影。 （2）2005年5月9日起，中国证监会在国务院七部委及几千万投资者支持下，搞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股权分置改革，将长期侵占中小股东的制度性恶疾铲除，搬掉了人们心中的一块巨石。 （3）本届证监会是中国五届证监会中能力最强、水平最高的领导班子：清除庄家、追回大股东占款、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难能可贵，使人们信心得以恢复。 （4）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高管已有试行股权激制机制的，把过去“往外掏”变成了“往里装”，相当部分上市公司质地出现根本性好转。 （5）人民币升值引致人民币资产———股票、股权及不动产等成为全世界人民关注、争先购买的财产。无论国内国外市场，中国新上市公司十家九涨，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黄金股。 （6）人民币缓慢升值导致大量外资热钱顽强进入，中国外汇储备从原来的每年增长200亿美元猛增到2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高达1万多亿美元；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外汇占款也急剧上升，即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 （7）中国城乡居民存款上升为15．9万亿，加企业与金融机构存款为32万亿；利率仅2．52％，扣税后仅为2％；而民间除股市外，投资渠道很少，人们急于寻找保值增值渠道。 （8）在日元升值时，日本的房地产是同步上涨的；但中国房地产市场受到了严厉调控，约1万多亿炒房资金已大部分退出，正在进入股市。 （9）中国经济已持续28年稳步高速增长确实有一批好公司好企业。 （10）中国从2007年1月1日起，正在与国际接轨，实行新的会计制度准则，相当一部分企业所拥有的资产，如土地等都将得到重新估值。它们的价格将会回归上涨。 （11）中国股市目前指数严重虚高，如果扣掉新上市的工商银行(5.41,0.08,1.50%)、中国银行(4.81,0.08,1.69%)等大盘股的虚增成分，目前真正的指数约为2100点左右，至今没有创出真正的历史新高（调查显示，2006年还有30％的投资者是亏损或不盈利的）。日本是4年多以后股市涨到3．8倍时政府才予以猛烈干预的，目前中国也需要谢国忠先生所说的″政府干预″吗？ 总之，完全将这轮牛市视为泡沫经济，是不妥的。只不过是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当然，股市狂涨也不好，希望它温和上涨，蠕动向上。当然，我们对泡沫经济应保持高度警惕。 二、股市温和上涨、走牛是疏导流动性过剩的唯一最佳选择。 退一步讲，即使有泡沫也要小心翼翼的疏导，凡是鲁莽的捅破泡沫的，都没有好下场。环顾世界各国（地区）均是如此。谢国忠先生一向以大胆、直率，语不惊人誓不休而著名。但方式上的惊人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是否在揭示真理。比如：流动性过剩确实是中国股市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即每天10多亿美元到中国来（经常项目下），你不让它兑换行吗？央行不是一直在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行央行票据，提高准备金率，用“中立化”政策在努力化解它吗？流动性过剩根源之一是人民币的内在含金量太高了。人民币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相差太大了，人民币升值已成为广泛共识。中国不好进，就去香港买Ｈ股、红筹股，人之常情。 三、化解流动性过剩办法无非是如下几个： （1）全面通胀。 即允许过剩货币向所有商品流动，造成全国全面10％以上的通胀。而这必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是全国人民、各级政府及央行所难以容忍及反对的。而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绝大多数中、低挡商品供过于求，城乡居民在医疗、教育、养老、买房上还有很大的潜在需求，大多不敢过多消费，因此，目前并无出现需求拉动型全面通胀的可能性。因此，流动性过剩只能从某一个资产领域进行疏导、宣泄。 （2）大幅度，快速提高利率（加息）。（吴敬琏老师也是此意）。 但加息是明显的错棋。2004年10月29日及2006年两次加息时，笔者都写文章批评过，指出在人民币升值时加息，等于将明明要涨价的房产再加上空调、彩电去促销；加息一定会鼓励、加速海外资金涌入中国，它们即赌升值又赌升息，何乐而不为。这两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加息，只能发生在通胀、货币贬值之时。而人民币在升值，存贷差10万多亿，还加息，疯了吗？ （3）再次提高准备金率；这是有可能的，也正在这么做。 在国外，连续使用这一重型武器，股市早以成为熊市了。在中国却不能影响股市太多，主要是资金太充裕了。 （4）另外寻找一个分洪泄洪之地，在中国能与股市分庭抗礼的只有房地产市场，让房地产市场再度亢奋？目前上海的房地产是缩量微跌，京、穗、深、珠江三角洲等地还在涨，难道还要火上浇油吗？ （5）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一步快速到位，宣布几年之内不升值了。 比如，像1993年那样，从1：5．7一步到位贬值到1：8．3，现在也一步到位升值到1：6左右，然后宣布5年之内不升值了。则外资涌入立即停止。但中央政府一定会担心此举会造成成千上万家外贸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出口、外商投资都会锐减，失业问题可能变得极为严重，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中国的汇率改革———实际上是在走物价改革的蠕动到位的战略。 （6）让股市温和走牛，扩大直接触资比例，减少商业银行的存贷差。 众所周知，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其实，让股市温和上涨走牛，吸引大量资金进入，适度加快新股发行（但新股必须保证质量）是当前在吸收、疏导、宣泄流动性过剩的无奈的又是唯一的最佳选择。如果说会形成泡沫，那也是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列车走到十字路口时的唯一较佳选择。除此以外别无他途。适当加快新股发行、上市速度就行了。这个问题到2008年全流通后就会缓解，形成新的供求平衡。 四、驳斥谢国忠先生的几个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观点。 （1）谢国忠认为中国股市市盈率应在15倍左右。 确实有一批企业质地不好，但也有相当一批企业质地甚好。如：万科、宝钢、招商银行(16.38,0.49,3.08%)、长江电力(9.81,0.24,2.51%)等等及一大批成长性很好的中小企业。否则中国经济年增9—10％从何而来？新兴国家的成长型企业年递增20－30％是不罕见的。为什么美国，欧洲标准一定是全世界的标准呢，它们的经济很成熟了，欧洲多数国家（除爱尔兰外）都发展很慢，市盈率当然不能高。 （2）谢国忠先生还说要教育股民降低风险偏好，认识到开放式共同基金也是风险很大的，并举耶鲁大学基金会首席投资官之言，说：“共同基金在长期中表现比指数差。”他是认为中国由于过多地成立、创建新的基金而造成了股市狂涨。 其实，中国学者及投资者都知道是股市走牛在前，基金受欢迎在后。基金发展只是股市上涨的原因之一，但并非主要原因。无论美国的大卫斯文森怎么说，中国基金中从2006年6月至今的运作、表现，比很多个人投资者要好得多，这是妇孺皆知的。很多工薪一族忙于工作，又急于投资，去买基金，委托理财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当然，在熊市里，一元基金跌到0．5－0．6元，比比皆是，人们也都看到过，何需借美国人来指教。 （3）谢国忠先生还有一点是错的，说“中国股市虽然大多数法人股现在已经是可流通的，但由于其所有者是政府实体，因此不大可能大量出售其股份”。 实际不是，中国股市中目前可流通的大约为48％左右；另52％国家股法人股将在今后的两年中逐步流通10％。2008年后方可全部流通。可见长期为外国投行工作的谢国忠对中国国情了解还是不够的－－而不了解情况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一名言。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谢国忠先生虽然作过一些正确的分析判断，但也误差甚大的。如：2004年加息前后，他认为中国银行利率应加到10％才合适。而我们则撰文（2004年11月《价格理论与实践》）认为中国不可能进入加息周期。至今中国利率还在2．25％。 五、对于中国股市，我们的态度是： （1）牛市是中国经济在十字路口唯一较好的选择； （2）关注与防止泡沫，理解与正视之，呵护与监管它，千万不要鲁莽地对待它； （3）加快股指期货的模拟试行和推出，不能因为局部的动荡而动摇这一正确战略决策的实施，只有推出科学合理的股指期货，形成做多与做空对冲机制，才可以增加中国股市的风险防范手段和全市场的理性氛围（世界各国股指期货推出前后都有一段震荡过渡期，不必惊慌失措）。 （4）牛市可以发行上市大量嗷嗷待哺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可以化解通胀压力，可以化解银行存贷差压力，可以多收几十倍的印花税，可以化解严重的流动性过剩，为人民币缓慢升值，保持中国经济稳定高速增长争取宝贵的时间。 January 10 A good articleXie is a good writer and has clear thoughts for many China-related issues. I like his style of approaching an issue -- pointing out problems and at the same time suggesting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But imaging a mega city of over 50 million in population is rather a daunting thought. I disagree.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070108/19583226740.shtml 谢国忠：警惕股市泡沫 □ 本刊特约经济学家 谢国忠/文 香港和上海股市可能已经出现了泡沫的苗头。内地股市出现泡沫，其原因在于由中国银行系统低存贷比所反映出来的流动性过剩。过度的流动性已经使股市翻番；而在未来，中国股市可能会经历一次痛苦的调整，如同2001年后所发生的那样。 中国股市之所以存在这种繁荣——崩盘(Boom-Burst)周期，是由于中国经济和货币体系的刚性。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政府已经采取了行政干预措施来控制资产泡沫，但这种干预并不能去除周期的成因。 我认为，这波牛市将与以往一样，由于政府的干预而结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都将与资产市场的极度起伏相伴随。 泡沫之源 2006年，A股指数翻了一番。牛市的动力所在，是开放式共同基金的日渐流行。基金管理业的规模已达到原来的三倍之多。在一个上升的市场上，基金表现良好，也受到人们的欢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追捧基金，希望基金的业绩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新的资金流入进一步推高了行情，实现了投资者的预期。但如果没有过度流动性的存在，这样的过程是无法持续的。因为通常情况下，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股市，利率将会上升，从而减缓或者停止储蓄从银行走向股市的步伐。但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存贷比很低，只有约70%。银行对存款的离去并不在意，因为这样反而能减少其利息支出。因此，尽管大量资金流入股市，银行也还是能在低利率水平上运作。 房地产市场紧缩是股市上升的催化剂。个人投资者在2001年后的股票熊市中损失了巨额财富，因此对股市非常谨慎。当中国出口扩张、银行存款开始迅速增加时，资金最先流入的是房地产市场。由此，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房地产牛市和股票熊市并存的局面。 当2006年政府调控使得房地产市场降温后，资金流入股市就已经具备了基础。开放式共同基金的崛起正反映了流动性流向的这种循环。 中国国内股市总值大约为8万亿人民币。虽然大多数法人股现在已经是可流通的，但由于其所有者是政府实体，因此不大可能大量出售其股份。 市场中真正流通部分可能约为2.5万亿元。而中国的银行系统中有超过32万亿元的总储蓄。如果存贷比在80%以上算是正常，那么过度流动性的规模就比流通股总值更大。如果所有流动性都流入股市，股市自然可以轻易一翻再翻。不过，我估计在市场走到那一步之前，政府就会进行干预。 香港股市则主要得益于国际流动性。港股规模已经达到13万亿港元，需要大规模的流动性涌入才能令其继续上升。 2006年，全球大多数资产市场表现都不好——美国房地产已经进入熊市；大宗商品市场也处于熊市中；债券市场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势；主要货币的汇率都只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大多数股市的表现也不好，例如日本、韩国、泰国的股市，2006年都没有上升。只有中国、印度和美国的股市表现不错，众多国际资金都在追捧这些赢家。 香港本土资金也加入了这场盛宴。香港大多数房地产开发商都成了基金管理人，他们在股市上投入的资金比其核心业务更多。众多散户也把钱倒进股市。事实上，整个香港经济的表现活像一家指望中国牛市过活的基金管理公司——其主要原因，是香港已经在大多数生意上失去了与内地竞争的能力。这种形势的必然结果是，如果内地股市发生调整，香港经济将严重受损。 另外，与1997年一样，内地资金也大量涌入了香港股市。许多内地的生意人为了规避政府的审查，把资金转移到香港。随着股市的上涨，他们也就进入了香港股市。从总体上说，很难估计到底有多少资金卷入其中。我的判断是超过5000亿元，比2006年中国全部IPO所募集的资金更多。 “基本面说”不成立 泡沫与正常的牛市之间区别何在？对此永远都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确切的答案。根据其定义，泡沫是一种非理性现象，当许多人同时变得非理性时，市场泡沫就会发生。 我们不知道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同时陷入疯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泡沫现象研究甚深，著有《狂热、恐慌与崩溃：金融危机的历史》。他认为，泡沫发生在某个新事物出现，且其价值难于确定的时候。例如，一种新的技术或新的金融工具就可能引发泡沫。但新鲜事物本身是不足以导致泡沫的，还得有钱才行。一般而言，过多的资金会引发通货膨胀。但是如果某种力量使得尽管货币供给充足，通货膨胀却仍然较低，同时又有某种新奇的事物出现，那么泡沫就极可能要发生了。 三种流行的理论或说法认为，当前的股市状况是基于基本面的。 第一种说法是，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为更高的市场估值提供了依据。但是，经济高增长并不一定会导致利润高增长。而且利润高增长或者表现为每一家公司的利润都有高增长，或者每一家公司的利润不变，但公司数量变得更多。 再者，中国经济是投资驱动的。更多的投资意味着更大的折旧，这将使得利润降低。资本利用不充分、折旧严重，是过去大多数中国企业在高增长条件下未能获得高利润率的主要原因。 第二种说法是，中国股市规模相对于GDP而言仍然较小，股市上涨只是令其规模与经济总量相一致。 这种说法完全错误。市场规模小可能是由于上市公司数量不够，不能表明已上市的公司价值应当更高。而且，中国股市也已经不小了。考虑到许多大企业都在香港而非上海上市，中国股市资本化率已经超过了GDP的70%。另外，在海外上市的外资公司总值也相当于中国GDP的20%。因此，在中国经营的上市公司的总值已达到了GDP的90%。这一比率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 第三种说法认为，虽然中国股市上涨，但其市值并不比印度高。 的确如此。但在我看来，印度目前存在巨大的金融泡沫。印度的资产估值现在是世界上最高的。印度本土的个人投资者在市场中使用了大量的金融衍生工具，这相当于借钱买股票，其需求占到了市场总需求的20%。印度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的借口。 股市中最重要的基准是股价与每股盈利之比(即市盈率)和股价与每股账面价值之比(即市净率)。2007年中国市盈率约为25倍，这是很高的，但并非疯狂。 但我相信，对金融股的估值已经陷入疯狂了。它们目前的市账率超过3倍，除印度的银行外，这是世界上最贵的。中国的银行尚未证明其盈利能力。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政府为银行的坏账买了单。银行利润依赖的是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的大幅利差。但这样的利差靠的是政府管制，而不是其自身经营有道。因此，中国的银行利润某种意义上是政府送的礼物。当外资银行在中国扩张时，中资银行就面临利润受挤压的局面。它们的市盈率应该是较低的。 我认为，中国股市的长期平均市盈率大约在15-20倍之间。由于上市公司收入的质量仍然低下，市盈率应当更靠近15倍，而不是20倍。当市盈率超过25倍时，就很可能是泡沫了。 当然，泡沫也可以扩张。中国2001年的市盈率接近60倍，而日本1989年的市盈率超过了60倍。由于中国的过度流动性规模巨大，市场有可能真会升到那样的水平。 泡沫何解？ 如何才能解决股市泡沫？只有两种可能的办法：第一，减少总体的流动性；第二，降低风险偏好。 由于人民币汇率实际上仍然是固定的，当出口降温时，流动性才会下降。因此，如果美国经济进入衰退，中国的过度流动性就有可能消失，而资本市场则会进入调整。 一个替代方案是更多地花钱。我的建议是，中国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来发展超大城市(参见《财经》杂志2006年第26期“想象5000万人超级城市”)。债券可以为城市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也为城市移民购买低成本房产提供抵押。事实上，过度流动性可以转化为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一个巨大机会。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是遍地开花。而如果缺乏规模经济，大多数城市都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由于许多资本都被浪费掉了，因此中央政府对批准更多的城市建设项目态度非常谨慎。如果中央政府选择一些城市进行集中城市化的话，这种情况可以得到改善，这些城市可以快速地实现规模经济，为其居民提供充分的就业。 第二种可能的办法，即降低风险偏好，可以通过教育股民来有效地实现。开放式共同基金是一种新型金融工具，对投资者而言，理解其中的风险是至关重要的。众多散户将基金看做避免损失的万应灵丹，其依据在于基金经理们是专业人员，他们知道如何规避损失。这种错误的想法将让投资者深受其害。 由于基金管理着巨额资金，因此它们倾向于投资大公司，从而其业绩表现与大市紧密相关。耶鲁大学基金会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写过一本书(《不落俗套的成功：个人投资的一种基本方法》)，详细地描述了共同基金行业的糟糕表现。他表明，共同基金在长期中的表现要比市场指数差，就是说，投资于股指也比持有共同基金要好。而且，共同基金在五年前纳斯达克泡沫的形成中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专业的基金经理们显然没有看到泡沫的存在，并遭受了巨大损失。 我并不是反对共同基金，它们对于大企业的重视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如果相信它们能够走赢市场并总是赚钱，那就错了。中国投资者对这些基金的信心是如此充分，他们将不得不在未来接受惨痛教训。当市场调整到来以后，投资者将发现基金的价值会随着市场一起跌落。 只有当中国经济变得完全具有弹性的时候，中国资产市场的繁荣-崩盘周期才可能结束。 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太深；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中国出口的可持续水平应该在GDP的20%左右，目前占GDP37%，实在太高，无法容纳汇率的完全弹性。而汇率的刚性就转化成了资产市场的周期波动。 为了实现汇率弹性，中国必须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推动消费和城市化可以成为新的增长引擎。中国经济真正达到平衡可能还需要十年左右时间。在那之前，中国将继续经历资产市场的涨落周期。-
Quote"A people that values its privileges above its principles soon loses both." - Dwight D. Eisenhower 华盛顿-北京航班联合航空计划在3月25日开通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至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航班，这也是同中方的协议所允许的最早时间。位于芝加哥的联合航空开通到中国的航班已有20年的时间，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跨太平洋客运航空公司。目前该公司设有四班芝加哥和旧金山与北京和上海之间的直达航班。 |
|
|
